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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0 19:23

浏阳的“辞职”公务员们很少和别人谈及现在的工作,就连去单位办理手续,同事之间也不多说。汤利说,没做出影响力之前,多说会给自己压力。

受聘于其他公司的为汤利,他受聘于浏阳庆泰花炮集团,这是浏阳市排名前列的烟花企业。目前,汤利正在为该公司筹办一个素质教育项目。

原因 “与反腐的约束无关”

陶功财想做出改变。

去向

去年上半年,当浏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原指导员李绍川向组织提出辞职的时候,时任大队长周成果还在极力挽留李绍川。几个月后,周成果却成了组织挽留的对象——他一次性递交了申请休假、申请辞去大队长职务、申请退休三份报告。

有的自己创业,有的跟人合伙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机会,稍纵即逝,企业不会等你,机会错过就错过了。”汤利说,他至今都没有跟企业谈工资待遇。

周成果的履历则更为丰富,他从警校毕业后,23岁就当上了七宝山派出所所长,之后历任刑警大队、巡警大队、交警大队大队长,现在浏阳市公安局和长沙市公安局的领导层中,数人是他曾经的同学甚至下属。

自己创业的有李绍川、涂亚和陶功财。李绍川去了非洲经商,涂亚自己承包了一家公司,陶功财则跟人合伙从事移动互联网。

至少有两位“辞职”公务员表示,中央“八项规定”对公务员的压力肯定有,比如一些“补助”、“加班费”什么的就被取消了,但“八项规定”不是导致公务员辞职的决定性因素。

在坊间,对于浏阳公务员辞职的揣测很多停留在中央“八项规定”和反腐行动对于公务员的约束上。事实上,组织部门找一些辞职的公务员谈话时,也曾问及这个问题。

陶功财辞职前就搞了个“小鬼当家”公益图书馆,由曾在医院上班的妻子全职管理,他的业余时间也全部耗在这个图书馆,因为没有时间赚稿费,家庭的经济基础也没那么牢固了。

去普迹镇当镇长前,肖世明是浏阳市林业局副局长。他在镇长的岗位上只干了约10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前,他辞掉镇长职务,回到浏阳市林业局成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这让林业局行政科一位和他熟识的工作人员大呼吃惊,“好好的镇长干吗不当?”

跟森林公安相比,眼下的生活更能让陶功财找到成就感,“再不出来就老了,到了40多岁,有什么想法也做不动了。”他说。

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到今年,浏阳市至少有7名公务员已经“辞职”——其中,3人辞去了公务员公职,已完全不具有公务员身份;3人依然保持公务员身份,只是辞去了领导职务;另有一人出国经商,情况不明。

陶功财选择了辞去公职。如今,他一边操持着“小鬼当家”公益图书馆,一边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

陶功财喜欢文字工作,但机关那些总结报告、领导讲话之类的材料,并不对他“胃口”,“比较机械、八股文的那种。”他说。

目前,浏阳市林业局尚未明确肖世明的具体工作,他被安排和林业局总工程师同一间办公室。

在浏阳之外,公务员辞职的案例并不鲜见,去年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辞职后,受聘为格力集团副总裁;近5年,北京法院系统500多人辞职调动离开法院,每年流失人员数量还有增加趋势。

这7人中,陶功财、涂亚和汤利辞掉了职务和公职,已完全脱离了公务员系统;李绍川是否保留有公务员身份尚不得而知;其余3人还属于在编的国家公务员。

汤利说,他几年前就有要出来的想法。恰好去年庆泰公司转型,选择做教育,企业有了这个平台,促成了汤利作出辞职的决定。

最早辞职的是李绍川。浏阳市交警大队教导员杨新文介绍,去年上半年的一天下午,李绍川突然找到他说要辞职,工作不要了。杨新文劝李绍川要慎重,考公务员不容易。紧接着,李绍川又找到了周成果,周让李不要着急,找个时间谈谈心。

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认为,不要把“公务员辞职”当作太了不起的事情,它不会造成公务员大面积辞职,相反它会推动公务员队伍结构的优化,改变把大量优秀人才都集中在公务员队伍的局面,促使“公务员热”现象降温。

涂亚提拔为浏阳市农村公路管理局局长也才一年多时间,3月1日,他在交通局办理完所有手续,正式离开了公务员队伍。

现象 7名公务员陆续“辞职”

在一位辞职者看来,这是社会保障机制问题,因为很多人觉得公务员单位等于有保障,以后退休、住院什么的都可以报销,实际上,现在的公务员跟企业员工差不多,只有现在交了钱,退休了才有钱发给你,并且还是那么多钱。

7名公务员中,除陶功财和李绍川外,其余5人均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且均为实职。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周成果52岁,年龄最小的陶功财32岁,汤利、涂亚、李绍川、肖世明的年龄则在35-40岁之间。

公务员辞职,感受到压力的还有浏阳市委组织部门。一位要求匿名的辞职公务员说,他提交辞职报告时,有人找到他,说不能给组织上形成压力。

以涂亚为例,他从路桥专业毕业后,刚参加工作就到了浏阳市交通局,是该局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人。交通局人事科与涂亚熟识的工作人员介绍,一开始,涂亚在公路管理站当一般工作人员,后来提拔为交通局工程科长,再后来去了公路管理站当站长,公路管理站更名为农村公路管理局,涂亚顺理成章地成为局长。

汤利说,每个决定都是有风险的,原则就是两利相较取其重。“这边的事业(指辞职后的工作)更吸引我,值得我去追求,更有成就感。”

去年10月,周成果也向浏阳市公安局提出辞职,因为他觉得“做了30多年公安,累了”。报告提交近2个月后,上级还是没有给予答复。周成果大病一场,至今仍在浏阳住院。

这7人“辞职”前多数已经在各自单位被委以重任。

类似情况还有很多:汤利准备离开社港镇时,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多次出面挽留;去年10月涂亚跟局领导提出辞职时,局领导让他不要开玩笑;陶功财则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做通妻子的工作。

不料次日一早,李绍川没有来交警大队上班。此时的他,已经坐上了飞往非洲的航班,谈心还没来得及提上日程。

社港镇镇长寻子俊透露,由于庆泰集团董事长跟汤利有亲戚关系,汤利跟庆泰集团之间很早以前就有过接触,但一直没有行动。

一位辞职的公务员说,作为单位一定层级的干部,辞职面临很大的压力。不光单位领导不希望自己走,更重要的是难过家人这关。“我们是从乡下考出来的,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很不容易。我酝酿了很久,才敢鼓起勇气跟父亲说。”

涂亚自己则认为,他的人生一直都是父母“规划设计”的,从上学到考公务员,现在他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人生临死前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肖世明的成长路径跟涂亚有几分相似。浏阳市林业局行政科工作人员介绍,肖最开始在林场当一般职工,后来当了林场场长,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调去林权服务中心当主任,负责林权改革,局领导见肖世明把林权改革搞得风生水起,将其提拔为林业局副局长。

7名公务员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陶功财。他毕业于军事院校,曾是部队一名技术干部,2011年转业至浏阳市森林公安局。去年年底,陶功财提出辞职,今年春节后获批。辞职后的陶功财专心打理一个名叫“小鬼当家”的公益图书室。

这些变化很容易就反映在个体身上,有一次跟社港镇的老同事私人聚会,汤利开了公司的一辆奔驰赴约,寻子俊至今还记得这是一辆奔驰s级轿车。

记者梳理浏阳“辞职”公务员群体发现,他们的去向有三种:一般工作人员、自己创业、受聘于其他公司。

从领导层回到一般工作人员,依然保持公务员身份的有肖世明、周成果和张忠,他们分别是林业局、公安局和市委宣传部的一般工作人员。

在省委党校的学者眼里,公务员“辞职”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本报记者向佳明 长沙报道

这7名已经“辞职”的公务员分别是:浏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原指导员李绍川、浏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原大队长周成果、浏阳市森林公安局原民警陶功财、浏阳市社港镇纪委原书记汤利、浏阳市农村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涂亚、浏阳市普迹镇原镇长肖世明、浏阳市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张忠。

汤利和涂亚的辞职报告几乎是同时通过浏阳市委常委会批准的,组织部门找两人谈话也是前后脚进行。

汤利“暂时干着”的这些年,正是浏阳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2013年,浏阳市位列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第47位,全年完成财政总收入72.78亿元。

记者调查得知,多位辞职的公务员并不认为这是导致他们辞职的原因。

熟悉涂亚的人说,涂亚其实是一个干技术活的人,但农村公路管理局局长的很多工作超出了技术的范围,而他又不善言辞,不善人际交往。上述浏阳市交通局人事科工作人员说,一个村修一条公路,省里规定财政给予补贴,但浏阳之前实施过并村,几个村合并也只有一条公路,村与村之间会发生纠纷,涂亚的资金压力很大。

这一现象引起了浏阳市有关部门的注意,以至于有的公务员在提交辞职报告时,被告知“不要给组织压力”。

汤利于2009年到社港镇当纪委书记。在镇长寻子俊眼里,汤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在镇里分管纪检、农业,曾经分管过宣传。

辞职时,有人说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干其他的,但陶功财认为,这么做首先纪律上不允许,另外,还要偷偷摸摸冒用别人的名义去做,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汤利的辞职让寻子俊想到了自己,他说以前农村出来的人就业门路比较少,在他年轻的时候也一度曾想过辞职,但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就这样“暂时干着”,直到现在。

或许是考虑到这种因素,这些已辞职的公务员之间私下联系很少,但有一次一位辞职的公务员打电话给另外一位,要求后者晚点再去辞职,不要弄得好像两人约好一样。

汤利在担任社港镇纪委书记前,曾是一名中学老师,后在浏阳市小河乡、金刚镇、达浒镇三地当中学校长,辞职后的他可谓重操旧业。

“涂亚既有能力又有魄力,缺一项他都不敢辞职。”这位工作人员评价涂亚。

履历 5名为副科级以上干部